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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英:儿时生活的零星回忆
2019-07-22 18:47:44
作者:周克庸(原名关建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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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亲爱的校友们好!
    我叫周克庸(原名关建军),是育英小学第十届三班的学生。最近写了一组回忆育英小学的文章。岁月荏苒,转眼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学生也都进入暮年岁月,但无论何时何地,育英小学的人生经历都一直梦牵魂绕伴生我的岁岁年年,终生难忘。这些回忆文章,就当为亲爱的母校献上的一束小花吧,以纪念永远的育英小学……

    (1) 
    读了几篇博友回忆儿时趣事的文章,突然也想写写自己小时在北京生活的片段。
    写点什么呢?我记事挺晚,所以记忆中“小时候的事”,差不多就是读小学时的那些事了。
    从二年级第二学期至小学毕业,四半年的时间,都是在育英小学度过的,再加上一年半的育英幼儿园,我在育英整整生活了6年——这,几乎就是我全部的儿时时光了。
    我不光是人开窍晚,而且记忆力也奇的差,儿时的事在我现如今的记忆中,竟连一件完整的故事也拼凑不出来了。
    管它呢!完整的写不来,那就写片段好啦。毕竟那是6年的生命历程,零零碎碎的记忆总是还会有一些吧!
    要找出一条什么“结构线索”将乱七八糟的记忆碎片连缀起来,恐怕不那么容易。咱干脆就顺着时间流向,由远及近,想到啥就写啥吧。鸡零狗碎的文字,以阿拉伯数字为连缀序号,也可以算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吧?反正本来就是“零星回忆”嘛,内容虽然显得有些支离破碎,倒也还文题相符哩。
    闲话少说,书归正传。
    1.在育英幼儿园的生活概况
    大概四岁多点儿的时候,我被送进了育英幼儿园。
    刚入园时,幼儿园还在育英小学大门外面;不久就搬进了学校大院。幼儿园的位置嘛,就从卫生室沿着走廊往北,穿过花坛、绿地,继续再向北一直走到头就到了。其主建筑,好像是一排坐北朝南的俄式风格平房,房前是一块竖着秋千、转伞等器械的活动场地,场地再外面是用竹竿圈成的篱笆墙——幼儿园的大环境,此刻所能想起来的,似乎只有这么一点了。至于我在幼儿园的生活,如今能想起来的,大体上……也就这样,只剩下这么点依稀的印象了。
    在那个年龄段上,所谓“生活”,也就是衣食住行之类的总和了吧。
    当时我都穿过些啥衣裳,这会儿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(反正肯定穿衣裳来着,幼儿园嘛,当然不允许“裸奔”啦)。我有个大出自己两三岁的姐姐,所以不难据此推断,花红柳绿的衣裳,那会儿我肯定里里外外地穿过不少。
    幼儿园的伙食如何,现在也统统忘记了。只记得偶尔午饭会有鱼吃,而且凡是吃鱼,必配以大米饭为主食。鱼,我所欲也,大米饭,亦我所欲也;二者既可得兼,自然吃得我手舞足蹈,心花怒放了。
    说起“住”,记忆中就更没啥值得挖掘的了。那会儿我家住万寿路一带,就在农村工作部大院儿的对面,离育英很近,所以我天天回家,不在幼儿园住宿。但幼儿园寝室里,照样有为我们“走读生”配置的小木床。育英幼儿园附属于育英小学,所以它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育英小学最优秀的传统——午睡:吃过午饭,所有孩子一律老老实实上床睡觉(在育英6年,天天如此。这大概就是至今我每天都要睡午觉的历史渊源了)。
    记得有天午睡时间,我闭着眼装了会儿睡,然后为了捉只螳螂回来让小伙伴们眼红,就蹑手蹑脚,悄悄溜出寝室,翻越竹篱,钻进树林,逮了一大一小两只(螳螂、金龟子各一只)战利品,装入事先备好的空火柴盒,就忙不迭地原路溜回。翻越篱笆时,一脚没踩稳,左膝盖上方两寸处被捆扎竹竿的铁丝划了道小口子。生怕阿姨知道后穷究不舍以致东窗事发,所以未敢言声,只是按照当年流行的民间秘方——在地上画一“十”字,然后从“十”字中心捏起一撮土,按到伤口上,这样匆匆自行处理了一番后,就赶紧溜回寝室去了。不料,我这一身看上去挺厚实的皮肤竟然如此不争气,小小不然的一道划痕,两三天工夫,就溃烂得一塌糊涂“艳若桃花”了……最终,还是阿姨带我去了卫生室。又是上药,又是包扎,自然还得在小朋友面前一遍遍地挨数落。就这样,我装出副痛苦状但心里却挺得意地在腿上缠了十多天绷带,才恢复了自由自在的元气。从此我左膝盖上方两寸处,便留下了亮晶晶的足有一分钱钢蹦那么大的一块伤疤,半个世纪过去了,直到今天,这块伤疤仍一如既往地趴在老地方固守着它诉说往事的权利,只是变得越来越含蓄,已不再那么亮晶晶地咄咄逼人了。
    因为是“走读生”,所以一早一晚一来一回的两次“行”,便成了我每日最自由自在的功课。说起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,在“家—幼儿园”“幼儿园—家”的路上,来来回回窜了那么多趟,总该有些记忆;但是,实在是“不胜惭愧之至”,虽然已翻肠倒胃敲脑壳多时,可此时我的记忆库里,却依旧空空如也,找不出丝毫可用来搪塞的内容。
    唉……幼儿园时期的“衣食住行”总和,能记起来的也就这些了。
    如果把记忆内容扩展到个人隐私那一部分,我或许还能写上段以《我的“初恋”》为题的文字。不过今天得早休息,只好就此打住。余话,只能“且听下回分解”了。

    (2)
    下班回家,这会正好有空,咱们接着讲点儿我的个人“隐私”啦。
    当年,我们班有一对孪生姊妹,姐姐叫“中苏”,妹妹叫“友好”。姊妹二人年方5岁,长得那是……哎呀,记不得啦!反正,应该是挺不错的吧。
    姊妹俩长得太像了,别说小朋友们,就连阿姨也常常把她俩弄混。但我却总是能毫不费力地将姐姐、妹妹分辨得一清二楚。为啥呢?因为我发现,她姊妹俩挺好看的眼睛,都有点斜视,只不过呢,姐姐是左眼向里斜,妹妹是右眼向里斜——并非我对她俩的观察格外精细,而是因为她俩跟我一样也是“走读生”,大家走的路线相同,这么一来,每天“耳鬓厮磨”的时间自然就比别人多了许多。
    每天早上我走出机关大门,路过一个大院(啥单位唻?这会真的半点印象都没啦)时,都会看到中苏、友好这两个小姊妹,很淑女地站在门前的岗楼旁,见我过来,就静静地跟上一块走着去幼儿园。路上,姊妹俩经常悄悄塞给我一些小零食(有时中苏或友好单独给,有时俩人一块给)。我当然挺高兴啦,作为回报我也常常在路旁捉上只天牛、金龟子啥的,让她俩大惊小怪地看上半天,有时还很大方地允许她们伸出手指,小心翼翼地触摸一下虫子们的后背。
    说到捉虫子,这大概是我唯一与生俱来的天赋了。黑底白斑的天牛、大葵花籽似的磕头虫、穿着粉红衣裙能飞善蹦的椿蟓、翠绿油亮的纺织娘、长长短短胖胖瘦瘦的蚂蚱,扛起大刀冲着全世界张牙舞爪胡乱比划的螳螂,还有蛐蛐儿、油葫芦、金龟子、唧鸟猴……只要我愿意,钻进草木丛,就能手到擒来。
    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,让我在幼儿园出尽了风头,但也招惹来不少烦恼。为了体现“礼尚往来”的古训,我常把捉到的虫子装进火柴盒,送给中苏、友好两姊妹。开始她们都很高兴,后来就渐渐变得不满足起来了——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的,一到自由活动我要去捉虫子,这姊妹俩就如影随形,十分淑女地跟在了我的身后……捉虫子的乐趣完全是个体化的,为了确保享有这一个体化乐趣,我只有天天琢磨出点啥办法来甩脱这两个跟屁虫。结果“甩尾巴”与“反甩尾巴”的较量,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类似于“捉猫猫”的游戏。其实“捉猫猫”也挺好玩,但为此牺牲掉捉虫子的乐趣,有时也挺叫人懊恼。
    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;石出于岸,浪必湍之”。自然而然,我的捉虫天赋,就遭到了许多小伙伴们的嫉妒。嫉妒归嫉妒,可也没啥宫廷内斗式的阴谋在幼儿园上演,只是自由活动时,杀进草木丛去捉虫的童子军,却日渐壮大起来。捉虫子就免不了会弄脏鞋袜衣裤,免不了会蓬头垢面一脸子赖相,有时甚至会伤及肌肤。终于有一天,经细心调查已掌握全部情况的阿姨,将全体“虫民”召集起来狠狠训了一顿,然后点着我的脑门,哇里哇啦,以高8度的频率,高分贝地赐予了我一顶“害群之马”的桂冠,并严肃异常地宣布了对我的罚站惩诫令。
    站在墙角,斜眼偷觑,但见满屋子里一张张小脸,差不多都写着或公开或隐晦的讥笑,只有中苏、友好姊妹俩,一边悄无声息地流着泪,一边很淑女地用手绢捂着自己的脸……
    本以为可以就如此这般“三小无猜”地持续下去的,但后来事情慢慢地起了变化。先是两姊妹给我零食时开始相互背着对方,然后又各自要求我,只许把装了虫子的火柴盒偷偷交给她本人,而不许让对方知道,再后来,姊妹俩干脆就闹起独立来,再也不肯同时和我一块玩了,中苏跟我玩,友好就躲得不见了踪影;友好跟我玩时,中苏就撅着嘴在一旁生起了闷气……
    ——幸亏这种夹在当间儿受气的日子没过多久,快年满6岁的那年寒假,我跟着我表大爷回了农村的老家。
    我的如泣如歌的“初恋”,就此无疾而终。

    (3) 试读生“小侉子”
    在老家热热闹闹过完年,爷爷说,得给野马驹子拴个笼头啦!然后就把村中“书房”(=学校)里唯一的先生(=老师)请到家来喝了顿酒,爷爷按着我的脑袋在炕沿上给先生磕了个头。一出正月,我就成了书房里岁数最小的学生。在老家近10个月的生活,自有许多事值得一提,但这些事儿统统与“育英”了无关涉,所以就不在这里多讲了。
    长话短说,一晃到了夏天,我开始经常性地闹起了肚子疼。每次闹起来,爷爷就热上壶酒,先倒上满满一盅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下去,接着就慢慢地自斟自饮。待爷爷把这壶酒喝尽,我的肚子也就不疼了。可是终于到了某一天,爷爷前后连着灌了我3盅酒,他老人家也喝光了3壶酒,却最终也还是未能止住我肚子疼。看着疼得满炕打滚儿的孙子,爷爷叹了口气,道:这孩子命硬,咱这犄角旮旯怕是养不活他啦,还是送回北京去吧。
    就这样,我又回了北京。
    第二天,去301医院。大夫翻了翻我的眼皮,看了看我的指甲,又敲敲我的胸口、按按我的肚子,就给我开了一大包宝塔糖。甜甜地吃下去,当天下午便排出了好几十条蛔虫。两天后,我就再也不闹肚子疼了。
    病好了,肯定不能在家闲呆着呀,于是决定让我上学——学校自然是育英。
    北京的学校,新学年开学都是在9月1号,而我们老家却还是很老派地在春节后开始新的学年。就是说,我回京时已读完一年级第一学期,可要在北京接着上学,就只能或者从头开始读一年级,或者插班读二年级的第二学期。
    因为误信了爷爷对长孙的谥美之词,家里拍板让我插班直接读二年级。
    人家育英小学正规得很,接受插班生,是要经过考试的,我一年级第二学期、二年级第一学期都没读,要用一个月时间把一年的课学完,只能被动接受“恶补”。那会儿,我还是笨得出奇,所以挨骂不必说了,就是劈头盖脸的漏风掌和满屁股蛋子飞舞的鸡毛掸,也成了我家常见得节目。直到爷爷发了脾气,大喊“你们到底安的啥心?想把孩子活活打死是吧!孙子,走!跟着爷爷走,咱回自己家去……”,家人才把几册课本往我跟前一丢,就再也不管我了。
    不久,我在育英教导处办公室接受了考试。两门功课,算术考了3分刚及格,语文考了2分不及格。经校方研究,我被允许插班就读二年级,但只能当“试读生”——何时期中或期末考试时、两门课都考及格了,就给摘去“试读生”的帽子;倘两门都不及格就自动留级,去当“降班猴”。
    戴着“试读生”的帽子,我成了育英小学的插班生。这顶令人羞愧难当的帽子,我戴了足足5个学期整两年半——这是后话,暂且按下不表,咱们还是先讲我刚插班时的情况吧。
    我在育英第一天的第一堂课,是班主任把我领进教室去的,从这天起我就被安排在了教室某行最显赫的那个位置上。之所以用“显赫”来修饰这个位置,就在于做课间操或上体育课前全班列方队时,这个位置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准。一旦充满权威性的口令叫响“向~右看——齐”时,全班人马就会迅速把头扭向我所在的位置,所有目光聚焦于我的脑袋,所有列队者都以细碎的踏步迅速调整着站位,只有我钉在原地,纹丝不动像根标杆。
    按说,占据了如此显赫的位置,感觉一定不错。但具体到我本人的真实感受,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唉~,一个个向我转过来的脑袋,都比我高出半个头,那些向我聚焦过来的目光,统统采取居高临下的鄙夷之势……想想“鸡立鹤群”的那份心情吧!除了自卑,我还能品出什么别的其他滋味来吗?
    我在育英第一天第一堂课回答的第一个问题,是关于年龄。
    老师问,你几岁啦?我朗声答道,8岁!老师说,不对呀,你比大家都小,还不满7岁嘛。我又朗声解释道,俺生日小,虚两岁!
    ——我讲的,完全是不争的事实。话音才落,教室里就响起一片窃笑声。我挠挠后脑勺,疑惑地问道:先生,俺没讲错话,他们笑个啥哩?
    哈~哈哈~~哈哈哈~~~
    一片哄堂大笑,教室顶子差点都给掀了。
    刚下第一堂课,同学们就为我起了个外号——“小侉子”。
    虽然不过一个月,我便能拽一口地地道道的京腔了,但“小侉子”的外号,却被同学们叫了至少一年以上。

    (4) 
    “问题儿童”终于打了翻身仗
    很多年之后脑袋有点开窍了,我曾试着剖析过自己,在育英期间何以会成了一个所谓的“问题儿童”。分析起来,其缘起无非以下几点。
    全班同学里岁数最小、个子最矮——此其一。
    “岁数最小”是既定事实,无法改变;“个子最矮”由遗传决定,好像也怪不得我!
    全班同学里学习成绩最差——此其二。
    脑瓜子笨,那是天生的,罪不在我;比别人少读了一年书,成绩差了点儿,其实也情有可原。
    衣着滑稽——此其三。
    前文说过,我上面有个大我两三岁的姐姐,姐姐穿不得的小衣裳,很自然地就顺理成章穿到了我身上。一个小黑小子穿得花枝招展,肯定有些滑稽;但说起来,这责任也不该由我来负吧?记得一年深秋,突然就刮来一股西伯利亚寒流,棉衣还没备下,冷得受不了啦,只好翻出三四件单衣,不管不顾地胡乱套在身上,再把衣领往外一翻,这下好,七出八进五颜六色的衣领把我的小黑脖儿一围,活脱脱是个马戏团的小丑儿。结果……唉~,又被阿姨嚷了一通,说我哗众取宠存心出怪。唉~唉~~,直到如今回忆这事,还是挺委屈得慌!
    不讲个人卫生——此其四。
    关于这个、这个,咋说哩……咳,存在决定意识嘛!谁叫我在养成生活习惯的重要人生关头回老家了呢?俺老家的人一辈儿辈儿的都这么活过来的呀,枣树趟子里伸手掠上把枣,吹吹枣叶就往嘴里填,大洼地里薅根胡萝卜,裤腿上蹭吧蹭吧,咯嘣咯嘣就下肚啦;指甲缝有泥,胳膊肘长皴,那根本就算不上个事!可进了育英,“不讲个人卫生”就成了罪不容赦的一大罪状啦!
    那时节,我最怕每周二的洗澡——阿姨总是横在浴池前,专找我的茬,不是抠耳朵眼儿、搓脖子,就是搬起脚丫来检查脚趾头缝儿,反正不打发我重新返工决不收手;有时阿姨还亲自下场,把我脑袋按进浴池,然后把我脊背搓得通红;还要摊开手,大张旗鼓地对我讨伐道:瞧瞧,这多么大的泥卷子……
    不遵守课堂纪律——此其五。
    其实,若跟在老家“书房”上学时做纵向比较,我在遵守课堂纪律方面的进步,绝对已经是突飞猛进啦。老家的“书房”,只有两明一暗三间土坯屋,“一暗”是魏先生和刚生了娃的魏师娘一家三口的居室;“两明”就是我们1、2、3共三个年级计20多名学生的教室了。严格地讲,这“两明”还不完全是教室,屋门东头还有魏先生家的灶台、粮囤、水缸、锅碗瓢盆等一应过日子的家什儿;况且这“两明”还没后山墙,本应垒墙的地方只用荆条子和秫秸编了张大笆,再在外面糊了层泥,好歹把教室与合作社的牲口棚分割了开来。魏先生一人要给三个年级的学生上课,放下筢子拿起笊篱,忙得团团转,自然分身无术,哪里顾得上讲究什么课堂纪律。所以,当魏先生的学生,那是相当自在相当幸福的!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 那会儿,我们靠后墙坐的学生最喜欢的把戏,就是用木棍儿、小刀儿啥的,在笆篱墙上剜洞,一点一点极有耐心地挖,直至把笆篱上抹的泥挖穿,再把一只眼凑近洞口,去看牲口棚里那些畜牲懒洋洋地甩着尾巴驱赶牛蝇。好奇的眼睛多,而墙上的洞口少,为了争夺这“阅览”优先权,皮小子们你扯我一把、我搡你一拳的事,自然时有发生。后来,窥探的把戏渐渐发展到了用根长棍儿穿过洞去捅牛屁股……玩到忘乎所以,动静闹大了,魏先生就会走过来,一言不发抡圆手中的教鞭猛抽下来,“啪——”!那教鞭立即断为数节,从挨抽的脑袋上四处飞溅开来。好在这“教鞭”不过是老话“麻杆打狼,两头害怕”所说的那种苘麻杆儿,外强中干,打在脑袋上并不太疼,所以不管魏先生如何凶神恶煞,以身试法的学生照样层出不穷。往往到近晌午头魏师娘出来做饭时,只需在地上划拉两把,生火点灶的细柴好歹就够用了。
    说句实话,我没少挨过魏先生的教鞭,但与其他同学比,我绝对属于“比较好”的那类学生,起码不至于被当作破坏课堂纪律的“典型”。
    育英小学,一个年级的一个班,就独占这么大一整间教室,有那么多老师、阿姨还有班主任管着——这一完全出乎我常识的现实,不可能不对我产生极大的震慑;再说,这样的教室里根本撒不成什么欢——这儿的墙,除了雪白的墙壁、淡蓝色的墙裙、明亮的大玻璃窗,压根儿就找不出一个洞洞,甚至连个污点都别想找到。你说,环境这么差劲,我就是想捣蛋,又能折腾出啥花样?充其量也就是些诸如屁股坐不稳、两手不识闲之类的“小动作”罢了。
    可是我在遵守课堂纪律方面的长足进步,不仅没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鼓励,相反还要当“典型”,堂堂课挨批,这不明摆着是要把人逼上梁山吗?上了梁山后我发现,原来“不遵守课堂纪律”的后果,没啥大不了,无非是被老师熊上两句。“虱子多了不痒,债多了不愁”,如此这般一来二去的,我也就渐渐历练的有恃无恐起来了。

    (5) 
    “问题儿童”终于打了翻身仗(下)
    第六点亦即最后一点,是——“性格乖僻”。
    心理学家说啦,人生来就有“从众”心理。不知为啥,我可是起打小就不大具备这种心理素质;不管大事小事(其实小时也没啥“大事”,也就每个小孩儿都生活于其中的鸡毛蒜皮),只要打定主意,我就要毫无道理地一意孤行,哪怕撞得头破血流,也要一股道走到黑。人活在世上,总是要受些气的——这么明显的道理,别人早参透了,可我却要在很久很久之后,才会渐渐明白过来。
    初当“插班生”,本应夹紧尾巴做人;可我偏偏不肯受一丁点气。当时的育英学校,几乎所有男生和大部分女生,都有至少一个外号,彼此间以外号相称,司空见惯;我却硬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,只要听谁喊我一声外号,就立马翻脸,像被灌醉了酒的斗鸡,“嗖”地一下子就扑上去了……
    “好打架”,是当年会经常出现在我“操行评语”中的词组。但我觉着这委实有些冤枉!其实没有哪次动手,是由我挑起事端所引发的;我只不过是不肯受人欺负(现在反思我的问题,就在于对“欺负”一次的理解出了偏差),忍无可忍时(现在反思,自己确实“敏感”得过分啦)才被迫起而自卫反击罢了。
    我个儿小,打起架来,肯定吃亏的时候居多。令人讨厌的是,我还有股子牛皮糖似的拗劲。这个课间叫人家揍了一顿,下个课间咱接着来;上午输了下午再打,下午打输了晚上还接着斗……屡战屡败,愈败愈战,死缠烂打,没完没了,非到对方一见我就东躲西藏时,才肯罢手。
    后来架打得多了,也就摸索到了些擒拿格斗的小门道(这话可能有些“吹”的成分),居然偶尔也有不那么吃亏的时候了。所以尽管我每学期从老师那儿得到的操行分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“中”(操行评分虽有“优良中差劣”五档次,但事实上“差”和“劣”两档老师是从来不使用的,故“中”就是事实上最低的分数档了),但我却毫无悔改之意,不仅鼻青脸肿地有架必打,而且愈加兴趣盎然乐此不疲了。
    既然已“破罐破摔”,“问题儿童”的帽子对我来说也就无足轻重了。反正每次期中、期末考试,我数学总能考出个救命的3分。只要不当“降班猴”,我“试读生”的日子,就能在打打杀杀哭哭嚷嚷中一往无前地维持下去。
    直到四年级第二学期期末考试,我才终于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,一举甩掉了“试读生”的帽子。
    ——记得马上又要到期末考试了,某天晚点名(补充一句,自从进了育英小学,我就成了住校生,直到毕业),阿姨照例开始了对我的公开批判。至于为的啥事儿,我已经不记得了,但阿姨最后讲的那几句扎心话,却深深印在了我脑子里:……试读、试读!“初小”都快念完啦,还是个“试读生”!人有脸,树有皮。没皮没脸,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!?
    谁说我就“没皮没脸”?!谁说我就永远只配当个“试读生”?!
    我突然觉得,要想活出个“人”的滋味儿来,就必须马上立刻发奋图强,必须立刻马上雄起,把“试读生”的帽子,一把甩进马里亚纳海沟去!
    于是,我当即便语文和算术课本塞入背心儿,挨到晚自习结束把书带回了宿舍。当夜熄灯后便一头钻进厕所,开始了我为时一周的苦读之旅。
    与不雅的味道相依为命了整整一个星期,本人在期末考场上,器宇轩昂地抢交了头卷。成绩册发下来看时,哈,语文考了4分,算术考了5分。
    在初小(——其实那会儿小学已经不再分初小、高小了。现在想起来还挺感谢那位阿姨,是她让我知道了“初小”、“高小”的概念——)最后一次期末考试中,我终于有皮有脸地活出了人的滋味儿!

    (6)记忆中的育英小学
    育英小学的前身,是“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”,1948年由中央供给部和中直党委于西柏坡创办(再早的前是颇有名气的“延安保育院”)。新中国建国前夕该校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,由中直党委直接领导,校名改作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”。
    迁入北京后,育英小学便在海淀区万寿路落地生根,开枝散叶了。育英的校园比市里多数小学要大得多,占地上百亩(现在育英占地面积尚有110余亩),被高大的院墙围得严严实实。据说此地本是傅作义行辕,不过我们在育英上学时,这儿已不见了战争年代的刀光剑影,只有体育馆后面小假山的山包上,已改作一小亭子底座儿的钢筋水泥碉堡,给后人们留下了关于“平津战役”的无尽遐想。
    我入校时,育英早已是按苏联专家设计打造的一所风格别具的现代校园了。
    学校除了大片的教室、行政楼、宿舍楼外,还有体育馆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展览室、大礼堂、小礼堂、前食堂、后食堂、洗澡堂、卫生室及其住院部等等——所有这些建筑,统统由宽敞明亮的走廊连为一体,形同一个封闭的大城堡。
    城堡外大片的花园绿地,有“气象小组”观测站,有“米丘林小组”实验田。大片的教学区之间,是一大一小两处被楼房、平房包围着的活动场地。场地上有各种游戏活动设施,其中最好玩最刺激的,是所谓的“转伞”——除了在育英,其他地方好像没大见过这种设施。印象中“转伞”中心的竖杆有三四米高,顶端可旋转的是个伞形铁帽子,沿“帽沿”垂下一圈(大约十几根)粗粗的绳索,每根绳索下端是一个由宽约两寸的皮条缝制的空心圈,参与游戏的小伙伴们各自搂紧一根绳索,将一条腿套进皮圈直到裆部。喊声“跑”,众人便一起绕着转杆飞奔起来,不一会儿,大家便像鸟儿一样荡到了空中……
    教学区北面、宿舍区西面、果园南面是大操场,操场中间是种满了朝鲜地皮草的足球场。球场外面是标准的400米跑道,再外面,有垒球场、篮球场、手球场和沙坑,东北角还有单、双杠,吊环、吊杆、吊绳等体育器材。再往东,是和走廊连接着的一个很大很排场的风雨操场。
    操场北面是一片种满桃子、苹果和葡萄的果园。由果园门口向东走,就是那座山头有个小亭子的假山了。抬起头来,透过马尾松浓郁的绿荫,可依稀望见山顶凉亭朱红色的飞檐。
    假山北面是个小动物园,养着鹦鹉、山雉、火鸡、孔雀,白鼠、兔子、狐狸和狼……
    动物园再往东,是洗衣房、理发室,然后是一排库房。库房东边,就是一片直达围墙边的树林了。
    往右首拐个弯,沿着树林走向,一直向南走到头再向西稍稍一拐,就是学校的大门了。从外面走进校门,穿过传达室和门楼,最先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松墙后面的影壁,上书朱总司令的题词“准备着: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!”几个红色的大字。
顺着一条两旁栽有矮松墙的小马路向西,就到达了一处小广场,广场中心是个圆形喷水池,北面是步入大礼堂的几十层台阶,西南方是行政楼的入口。
    沿行政楼南边的那条马路继续向西,绕到行政楼西门,就可以看到教学区间较大的那片活动场地了。由此继续往西,穿过锅炉房和一片小山似的煤堆(那时我们常在煤堆里翻找嵌有自然铜的煤块),在靠学校院墙西南角处,会看到一座高大到不合比例的梯形建筑——这就是育英校园中知名度颇高的垃圾台了。每当班级值日生拽着铁栏爬上这座足有3层楼高的垃圾台鸟瞰校园,满怀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时,肯定会想起算术老师讲过无数遍的故事:当初苏联专家的设计图上,没有倒垃圾的地方,后来学校专门敦请了一位北京设计师,补充设计了这个垃圾台。谁料这位设计师是个马大哈,计算中粗心大意将小数点向前错点了一位,结果,垃圾台建起来时,竟比原来预想的体积整整大了10倍……
    此外,校园中还有教职员工的生活区以及种种配套服务设施——这些地方,一般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的,所以现在啥也回忆不起来了。
    我们就读育英小学时,学校场景大致就是这样。

    (7)在育英小学上学时的生活(上)
    在育英小学度过的四年半时光,感觉上,似乎比人到中年后的十年、八年还要长,而且长得多!
    不仅四年半感觉很漫长,而且在那漫长时日中的每一天,也是那么漫长。是啊,每一天都是那么新鲜,新鲜得像黎明时笋尖儿上顶着的露珠,每一天都会有许多崭新的事物、崭新的发现、崭新的尝试和崭新的教训,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,都过得叫人惊喜不已。直到今天回忆起当年生活,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儿早就忘了,但那种伴着几分期盼和紧张的情绪记忆,却鲜活地鼓荡在我从脑瓜皮到脚后跟儿的每一个细胞中……
情绪暂且打住,还是先展开理性记忆中的残卷吧。
    前面讲过,小时候我基本上是穿姐姐的旧衣裳——衣着光鲜的同学常以此为“话把儿”取笑我,不过我对穿啥衣裳一向不甚在意(至今也还是如此),对他人的闲言碎语也从来就是东风过耳,全然不当回事儿。其实,在我老家,十来岁的男孩儿光着腚饶世界撒欢,原本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生活常态;相比之下,我的文明程度已经高到足以为人楷模了。
    五年级以后开始穿自己的衣裳了。那会儿,从年龄上讲,应该正处于长个儿的时节,所以新衣裳总是做得比本人宽大出了许多:上衣绝对要盖到整个臀部一下,而裤腿则长到必须向上绾够三圈才勉强能穿。可气人的是,那阵子,我虽该也长个儿了,但却偏偏死活也不肯长。结果,新衣裳穿成了旧衣裳,旧衣裳穿成了烂衣裳,直至穿到布纹糟烂得再也打不上补丁时,那上衣仍然严严实实地盖着整个臀部,绾起三圈的裤腿也仍然一圈不少地向上绾着。
    冬天,只有个别学生穿着当时属于奢侈品的毛衣,我和多数同学穿着差不多,里面是单衣,单衣外面一件绒衣,绒衣外面套件棉衣,就过冬了。教室、宿舍、食堂和走廊里,暖气烧得很热,躲在这个封闭的城堡里是挨不着冻的。我生性不耐静坐,一逮着机会就往外跑。我还有件从姐姐那儿继承来的灯心绒棉猴,但那会它已经变得又小又瘦,穿到身上就跟五花大绑似的,所以除非万不得已,我是绝对不穿的;当年我好像也没用过棉鞋、手套和围脖啥的,玩得兴起,还会把头上那顶带护耳的棉帽掀掉……所以,两手、两脚和两耳上,大大小小的冻疮,总会或红或肿或疼或痒地伴随我整整一个冬天外加半个春天。
    ——关于“穿”的记忆,就这些了。
    对了,有两点补充说明:第一点,是我们每人的衣物,在宿舍窗台下的那排小壁橱里,都有指定好的存放位置。我对分配给自己的那块地盘一向疏于整理,长长短短的衣物,总是七出八进的摊成一片,为此虽不知挨过多少此训斥,但一直没啥实质性长进;第二点,我们衣物脏了,不用自己洗,轮到每周一次的洗澡时间,当值的两名学生,就会事先用根打磨得光光溜溜的木杠,将一大包干净衣物从洗衣房抬到澡塘,待众人洗完澡,再将大伙儿换下的脏衣裳塞进大包,抬到动物园东边的洗衣房去。按说,一周时间衣裳不至于穿得太脏。可不知何故,只要洗完澡两天开外,我就浑身油渍麻花,像只刚从食堂后厨钻出来的耗子了。当然啦,为此我也没少挨阿姨的训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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